来源：雪球App，作者： 少数派投资，（https://xueqiu.com/7887458466/212462997）
文章来源：在苍茫中传灯
作者：姚斌
图片：Unsplash.com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德隆·阿西莫格鲁教授长达十五年的研究主题。为什么看上去相似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阿西莫格鲁以复杂系统的视野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研究发现，决定发展结果的是“制度”。
不同国家之所以在经济成就上存在差别，是由于采用了不同制度、采用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规则以及不同激励制度。
阿西莫格鲁所谓的“制度”，指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包容性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
而汲取性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受益。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人们无法做出自己喜欢的经济决策，财产极不安全，受到许多压制。
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活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人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权利，人们才愿意进行投资、提高生产力。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了包容市场，不仅给人们追求最合适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而且还给他们这样做的平等舞台。
那么，有好想法的人可以创建一家公司，工人可以选择生产率更高的活动，低效率的企业会被高效率的企业所取代。经济制度利用包容性市场潜在的能力鼓励技术创新、投资能力、动员多数人的才能和技能，这对经济增长异常重要。因此，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繁荣的发动机。
所有经济制度都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政治是社会赖以选择治理规则的过程。政治超越于制度之上，原因很简单：虽然包容性制度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有些人和集团，比如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主，建立汲取性制度会富裕得多。当存在制度冲突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取决于哪些人或集团赢得了政治博弈，谁会胜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如果权力的分配是狭隘的、不受限制的，那么政治制度就是独裁的，全世界许多历史时期的独裁君主制度就是典型。
在拉美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治制度下，能够拥有这种权力者就能够建立起使他们自己致富的经济制度，并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利益来扩大他们的权力。相比之下，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其受到约束的政治制度则是多元的，政治权力不属于既定的某个人或某个狭隘的集团，而是属于广泛的联盟或多个集团。
多元主义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索马里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是广泛分布的，几乎就是多元化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威能够控制和允许人们干什么。社会被分成几个敌对的族群，没有哪个族群比其他族群更强势，一个族群的权力受制于另一个族群的枪炮武器。
这种权力分配不会带来包容性制度，但会带来混乱，其结果就是索马里国家缺乏任何类型的政治集权、国家集权，没有一点能力推行哪怕是最低的法律秩序来支持经济活动、贸易甚至是人民的基本安全。如果国家无法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那么社会迟早会陷入混乱，就像索马里一样。
阿西莫格鲁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包容性政治制度”，而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可以称为“汲取性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牢固的配合。汲取性政治制度把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并且对这种权力的运用很少加以限制。经济制度通常是由这些精英构建出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攫取资源。因而很自然地，汲取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相伴。
事实上，他们必须天生依靠汲取性政治制度才能生存。而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权力赋予大众，倾向于根除为了少数人获益而征用其他人的资源，建立准入壁垒和抑制市场作用的经济制度。例如，在巴巴多斯，如果没有镇压和完全把奴隶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种植园制度是不可能长存的。
汲取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政治制度之间的互促关系带来了一种强反馈循环：政治制度能够让精英控制选择经济制度的政治权力，而几乎不存在约束或反对力量。它们能够让精英人物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并影响其演进变化。接着，汲取性经济制度使这些精英阶层致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又帮助巩固他们的政治优势。
例如，在巴巴多斯和拉丁美洲，殖民者能够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强制实行一系列牺牲他人利益，为自己赚取巨额财富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产生的资源，能够让这些精英建立军队和安全部队来捍卫他们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由此可见，汲取进政治制度和基础性经济制度相互支持并且会越来越顽固。
反过来，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在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把权力广泛分散于社会，并限制滥用。这种制度使篡权和破坏包容性制度的基础更加困难。控制政治权力者也不能够轻易地运用这种权力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同样，包容性经济制度使资源分配更加平等，有利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续。
所以，1618年弗吉尼亚公司放松了严格的契约，给予之前他们强力控制的殖民者自由和土地之后，次年召开的议会允许殖民者开始自治，并非巧合。没有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无法让殖民者相信，因为他们曾经见识过弗吉尼亚公司不断试图控制他们。这样的经济既不稳定，又不可延续。事实上，汲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联合总是不稳定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汲取性经济制度不可能长期存在，巴巴多斯就是一个典型。
同样，包容性经济制度既不支持汲取性政治制度，也不被汲取性政治制度所支持。其中一个会转变成为掌权的少数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汲取性经济制度，它们产生的经济动力将会破坏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稳定，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出现开辟道路。包容性经济制度也会逐渐减少精英阶层通过控制汲取性政治制度所享受的利益，因为那些制度在市场上将会面对竞争，会受到契约和社会其他产权的约束。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最终是社会的选择，可以是包容性的，鼓励经济增长；或者是汲取性的，阻碍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存在妨碍甚至阻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时，国家就会失败。这就意味着，制度的选择是阿西莫格鲁试图了解国家成败原因的核心。
我们必须要理解为什么某些社会的政治形成了鼓励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而历史上大部分的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却形成了阻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制度。
刚果作为一个独立政体，从1965年到1997年在约瑟夫·蒙博托的统治下，经历了几乎不间断的经济衰退和高度贫困。这种衰退一直持续到蒙博托被洛朗·卡比拉推翻之后。蒙博托建立了一系列高度攫取的经济制度。人民非常贫困，但是蒙博托及其身边的精英们却富得惊人。蒙博托在刚果北部的出生地金刚果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还建造了一个大得足够经常从法国航空公司租来环游欧洲的超音速协和喷气式飞机起降的机场。在欧洲，他购买城堡，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土地。
蒙博托建立增加刚果人财富而不是使他们更穷的经济制度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加了自己国家的财富，他就不仅能够占用更多财富，购买而不是租赁协和飞机，拥有更多城堡和宅第大院，拥有更强大、更有实力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讲，很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为经济进步创造激励的经济制度，同时可能对收入和权力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方式可能会使掠夺性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变穷。
不同制度对一个国家的贫富、财富如何分配、谁拥有权力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制度导致经济增长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这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非常明显，而工业革命是当今世界富裕国家产生的基础，它的核心是一系列在蒸汽动力、运输，纺织品生产中的突破性技术变革。
尽管机器化带来的总体收入大幅提高，并最终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但是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反对的原因不是无知或者短视，而是恰恰相反。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反对有其自身前后一贯的逻辑。
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用新的取代旧的。新部门会从旧部门吸引走资源。新企业会从已有的稳定企业抢走业务。新技术会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和机器过时。经济增长的过程及基于此建立的包容性制度在政治领域和经济市场上既创造赢家，也创造输家。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通常会成为反对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源。
欧洲的历史提供了创造性破坏之后果的鲜明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由贵族或传统精英控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其所拥有的土地或享有的贸易特权，而这种特权是由于君主授权的垄断和强制实施的进入壁垒形成的。与创造性破坏的思想一致，工业、工厂和城镇的扩展从土地拿走资源，减少土地租金，提高了地主不得不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这些精英还看到了新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出现会侵蚀他们的贸易特权。而城市化以及社会上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也对土地贵族政治上的垄断形成挑战。
因此，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贵族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家，还同时面临成为政治上的输家，失去对政治权力控制的风险。由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受到威胁，这些精英经常形成抵制工业化的可怕力量。
由此可见，不论特定集团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条教训是明显的：权势集团通常都反对经济进步，反对繁荣的发动机。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制造更多更好的机器、更多更好的受教育人民增长的过程，而且还是与广大的破坏性创造相关的转型和打破稳定的过程。因此，只要没有预期经济特权会丧失的经济受损者，以及担心政治权力会丧失的政治受损者的阻碍，增长就会发生。
争夺稀缺资源、收入和权力的冲突转变成了博弈规则和经济制度的冲突，它们决定了经济行为和谁从中受益。只要存在冲突，所有派别的愿望就无法满足。有的人将会失败，而有的人将会成功，保住自己的成果。冲突中的赢家对于国家的经济路线将产生根本的影响。如果抵制增长的集团成为赢家，它们就能成功阻止增长，而经济就会停滞。
经济增长和繁荣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而汲取性制度通常会造成停滞和贫困。但这既不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从来不会产生增长，也不意味着所有汲取性制度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在汲取性制度下增长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但又相互补充的方式。
第一种，即便经济制度是汲取性的，当精英们能够直接将资源配置到他们自己控制的高生产率活动中时，增长就是可能的。
突出的例子是出现在16~18世纪的加勒比海群岛。当时，那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奴隶，在种植园极差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刚刚达到温饱线水平。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巴多斯、古巴、海地、牙买加少数大农场主经营控制的所有的政治权力，拥有所有的资产，包括所有的奴隶。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权利，但是农场主的财产和资产受到很好的保护。
尽管存在残忍剥削大多数人的汲取性经济制度，但这些岛屿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因为这里出产糖，并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直到必须转向新经济活动时，这些岛屿的经济才出现停滞，因为新经济威胁到了大农场主经营层的收入和政治权力。
当制度模式允许某种程度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发展时，第二种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增长就会出现。许多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社会远离包容性经济制度，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但是精英们努力垄断权力的程度在不同社会存在差异。在有些社会，精英阶层的地位足够安全，当他们确信转向包容性经济制度不会威胁到他们政治权力时，他们就可能允许进行某些变化。
另一种情况，当时的历史情形可能造成汲取性政治制度拥有了较为包容的经济制度，而且统治阶层决定不去阻碍它，这就提供了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出现增长的第二种方式。在朴正熙领导下韩国的快速工业化就是一个例子。尽管朴正熙的制度是专制的，但是它感觉到促进经济增长足够安全。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使得韩国走上繁荣的道路。
政治集权对汲取性政治制度下两种增长能够发生的方式都很关键。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精英们就无法遵守法律秩序并捍卫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产。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牢牢掌控政治权力的企业，韩国的军事精英无法感觉可以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并继续尽力保持权力。
因此，汲取性政治制度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就在于其政治集权的程度。没有政治集权的那些国家，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即便实现有限的增长都面临困难。
尽管汲取性制度能够产生某些增长，但它们通常都无法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与创造性破坏相伴的那类增长。当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汲取性时，创造性破坏和技术变革的激励就不会存在。
因此，汲取性制度支持下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安排，从本质上讲是脆弱性的——这样安排可能会崩溃，也可能会很容易被汲取性制度自身所产生的内讧摧毁，有时甚至造成国家的政体垮台和崩溃。
事实上，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会造成易于产生内讧的总体趋势，因为这种制度会导致财富和权力向少数精英集中。如果另一个集团能够打败并超过这些精英而控制的国家，那么它就会成为享受这种财富和权力的集团。
制度发展的准确路径依赖于哪一个力量会成功，哪些集团能够形成有效联盟，以及哪些领导人能够根据他们的利益制造一系列事件。在这其中，“微小差异”和“关键节点”事件发挥关键作用，其结果由历史的重要性决定。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17世纪的不同道路表明了微小制度差异与关键节点互动的重要性。在关键节点上，一个重要事件或多个因素的融汇可能打破一个国家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衡影响一个国家，像殖民化及以后的非殖民化影响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国家。
一旦一个关键节点的出现，起作用的微小差异就是最初的制度差别，它们引起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法国、西班牙相对微小的制度差异造成了发展路径的根本不同，从而造成更加不同的模式。其结果并非历史决定，而是偶然性决定的。
英国在侥幸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大西洋以更为平等的方式向英国开放。对英国人而言，如果没有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所创造转变的关键节点，产生1688年的英国特殊多元化政治制度的世界就不能取得进展。当然，在1588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英国侥幸取胜这一结果，那时几乎没有人可能认识到这一胜利创造出一个导致一个世纪后重大政治革命的关键节点。
历史因素造成了制度如何发展，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经验累积过程。历史的作用是显著的，它表现为产生制度差异的制度发展，这种制度差异尽管有时非常小，但它会在关键事件的作用之下扩大。就是因为这些通常很微小的差别，它们才容易逆转，它们未必是简单累积过程的结果。
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遵循的是不同的制度轨迹。欧洲殖民统治为美洲的制度分化提供了条件，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出了包容性制度，而拉丁美洲出现了汲取性制度，这可以解释美洲为何有多种模式的不平等。西班牙征服者在拉丁美洲的汲取性制度和政治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注定了该地区许多国家深陷贫困。
非洲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善于利用工业革命创造的机会的。它是世界上极权政府形成得非常晚、非常脆弱的地区。即使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形成了集权政府，但通常都是短命的，总是崩溃的。在非洲，关键节点通常带来相反的结果。在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从奴隶制中攫取的巨额利润不仅强化了汲取性制度，使产权更不安全，而且还造成了更频繁的战争和许多现存制度的毁灭。在几个世纪里，国家集权化的进程完全被逆转了，许多非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崩溃了。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最终表明，国家的成败源于包容性制度或汲取性制度，但是其进程却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依赖于许多起作用的微小差别，依赖于非常偶然的历史路径。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显然是“制度决定论”。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理论解释像“国家成败”这样的重大问题，不一定就十分严谨，但却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野。